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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記得大二研修林載爵老師的「歷史與大眾傳播」課程時,載爵老師播放了一部名為「蘭嶼觀點」的紀錄片,其中一段開場白的內容令我震撼,意思是許多專家學者到蘭嶼做研究,部落不斷的將知識提供出來,最後卻只是成就了學者個人的學位與升等,不僅對部落沒有任何的回饋,甚至連回頭感謝報導人都沒有,傳統知識成了專家的私產,仍無法因此脫離不斷消亡衰解的命運,根本就是一種知識的剝削等等。

    到了大三研修王嵩山老師的「台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」時,蘭嶼觀點的記憶又再次喚醒,後來在偶然的機會中,與幾位同學一同進到科博館裡擔任工讀生,在雨村學長的帶領下,大家又欣賞了一次蘭嶼觀點,並討論起知識剝削、研究倫理等問題。當我們詢問有實戰經驗的學長時,學長說這除了與各族的價值背景有關外,某些人確實也有這樣的狀況存在,畢竟每年都有一堆學生、研究生下部落實習,很難完全掌握每個田野狀況,但只要是用心經營田野的人,通常跟部落都能維持不錯的信任關係,部落的朋友也不太會在意我們是外來者與觀察者的身分。

    就讀研究所的期間,這樣的問題仍然困擾著我,尤其是經歷過九二一地震後,災區重建與社區營造驟顯蓬勃,我們所裡也趁機到各地作文化資源調查,同時將受災狀況作成展板等,不過這似乎並不是災民需要的東西,還有災民以為我們可以協助登記損失申請補助等等,我突然覺得茫然困惑,這些收集來的資料讓我們完成一份作業,但我們到底能幫助或回饋他們什麼呢?離開之後大概也不太可能再回來,這同樣算是一種知識剝削嗎?這個問題後來在與老師的對話中,找到了可以說服自己的理由,但在2006年底的這場「立鼓百合」頭飾特展中,我想這也許才是最圓滿的解決之道。

070226期

    由於近年在族群意識的社會實踐上有更多的思考,原住民在許多層面得以有更平等的對待,這並非表示歧視會有消失的一日,畢竟歧視是無所不在,無論是顯性還是隱性的歧視,即使被歧視者也有可能轉變成歧視者,但無論如何,我相信這社會為爭取族群和諧的努力,也不會有停歇的一天。而話又說回來,要讓學術研究能夠在知識剝削的問題上,得以有更多的互信、互利與回饋,原住民研究生的參與是相當必要的,因為只有來自部落的研究生,在此種知識生產的結構性問題上,才有突破的可能性存在。儘管原住民研究生也可能在這樣的知識生產解構中,成為自我族群知識的剝削者,不過在族群先天的身分壁壘中,我相信只有我群的研究者才能在我群的研究中,將個人在知識地位上的利益,跟部落利益結合起來。

    巴清雄我們稱他為巴兄,他是來自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的魯凱族人,跟巴兄的認識來自他報考研究所時,剛好我分配到負責引導考生的工作,由於他是唯一的原住民考生,又剛好是科博館約聘的工作人員,因此我們聊了起來。他說他對部落的文化傳統很有興趣,加上又在博物館服務的關係,得知雲科大有這樣的系所,便想來研究所進修學習,希望可以對部落文化的保存與傳承盡一份力。後來巴兄順利考入雲科大的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,隨著我們的認識加深,我更了解到巴兄在文化傳承上的用心,舉個最明顯的例子,就是巴兄的女兒在台中市長大,在當時政府還不是那麼族語傳承的年代,兩個女兒卻能擁有聽說魯凱語的能力,而能教她們族語的只有巴兄一人,可見巴兄不單只是在口頭上重視族語傳承,也是能夠確實實踐的行動者。(未完待續)

◎原刊載於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070226期原動力電子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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